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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南海話語權弱化的根源與提升建議

      來源:和平與發展 作者:張玉強
      發布于:2020-12-21 共14268字

        摘    要: 隨著地緣政治格局的演變,南海問題在傳統島礁歸屬、海域劃界聲索爭端基礎上,日益表現為對話語權的爭奪。中國在南海區域的話語權還比較弱,不利于南海問題在中國主張的制度框架內解決。究其根源,中國海洋實力相對不足、傳統南海話語體系認可度不高、南海話語傳播能力較差、南海周邊國家對中國政治信任度較低、域外大國的話語干預等因素共同導致了中國南海話語權的弱化。“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為中國提升南海話語權提供了新視角和新思路。我們需要在這一倡議下,不斷提升我國在南海區域的海洋實力;以南海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為核心,形成新型的南海話語體系;以推進相關國家的合作交流為契機,大力提升我國南海話語的傳播力;努力消除南海周邊國家的顧慮,打造政治信任新格局;以更為開放的視野,回應國際社會的話語影響和質疑。

        關鍵詞: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南海; 中國話語權;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evolving,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increasingly characterized by contention for discourse power in addition to those traditional disputes over islands and reefs. Presently, China's discourse power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relatively weak,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resolving the issue within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China has advocated. China's weakness in discourse power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s due to the interaction of the following factors: China's maritime power is not yet adequate, its traditional discourse system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not broadly recognized, China is still rather weak in publicizing its discourse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China's neighbors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have relatively low political trust on China, and major powers from outside of the region are making consistent discourse intervention and accus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The proposi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has provided both a new prospective and new thinking for China to enhance its discourse power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shall work hard under the initiative to constantly improve China's maritime power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reate a new discourse system on the South China Sea by focusing on developing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strengthen discourse publicity by promoting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forge a new pattern in political trust by making efforts to mitigate the misgivings on the part of the neighbors around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respond to discourse influence and suspic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a more open vision.

        南海由于自身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資源,在21世紀的海洋時代,愈發表現出其獨特的地緣戰略優勢和資源開發價值。然而,長期存在的南海爭端卻影響著南海的有序開發和本地區的穩定發展。南海問題能否有效解決,也是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歷史性課題,關乎國家海洋戰略目標的實現,更關乎新時期國家對外開放戰略新格局的構建。對于如何解決南海問題,多年實踐證明,“中國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在現實中演變為‘中國擱置爭議,他國自主開發’的事實”。1而使用海上強制力量,在追求和平與發展的世界主題下實施起來有悖潮流,而且也與中國的一貫主張相違背。相較而言,制度路徑很可能成為解決南海問題的主流思想。那么,在制度構建過程中,中國的影響力有多大,能在多大程度上將國家利益和南海區域整體利益納入到未來的制度框架內,這需要提高中國的制度構建能力,其核心是中國南海的話語權。當這種話語權比較強大的時候,在有關南海問題的制度建構過程中,中國就可以主導和協調南海周邊國家的價值導向、話語體系和參與行動。遺憾的是,當前我國在南海區域的話語權還比較弱,發揮不了海洋大國應有的作用,更不利于南海問題在中國主張的制度框架內解決。對于如何改變這種狀況,提升中國的南海話語權,理論界也未給出更有針對性和有效的方案,這是應該重視并努力加以改善和解決的問題。
       

      中國南海話語權弱化的根源與提升建議
       

        一、中國南海話語權弱化問題及其研究不足

        話語權可以理解為說話的權利和權力。2對于話語傳播的受眾而言,它表現為一種話語權力,即話語影響力和控制力,“話語是權力,人們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3這樣話語就可以成為人們斗爭的手段和目的。擁有話語權,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說話者在某一領域內就某一話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在國際關系研究中,話語權被看作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構成和象征,是一個主權國家在國際事務中表達自己主張的自由和影響力,表現為他國對于該主張自覺地聽從,從而形成輿論主流,推動國際價值觀和制度體系的變革。在采用傳統政治軍事等手段解決國際問題日益不合時宜的背景下,國家軟實力的地位和作用不斷提升。作為軟實為重要組成部分的話語權,依托議題設置能力、制度創設能力、輿論導向能力可以使一個國家以多元的方式掌控國際事務。這樣,話語權逐漸成為各國政府和學者關注的焦點,主權國家對話語權的爭奪也隨之日趨激烈。

        海洋話語權是話語權在海洋領域中的應用,是國際話語權內涵向海洋的延伸。因而,海洋話語權可以界定為,國家主體以維護自身海洋權益為核心,在參與國際海洋規則制定、處理全球海洋事務、解決國際海洋糾紛、開發國際海洋資源的過程中,表達本國立場和觀點,達到他國認同與追隨的權力。追求和爭奪海洋話語權,最終目的是獲得本國在國際海洋秩序中的主動權,并以自身見解和主張去引導國際輿論,形成有利于本國發展的國際海洋環境。在中國談海洋話語權,必然繞不開南海問題及南海話語權。隨著國際政治環境和地緣政治格局的演變,南海問題在傳統聲索爭端基礎上,日益演變出了一些新的態勢,集中表現為對話語權的爭奪。2016年中菲“南海仲裁案”就顯示出各國在南海問題上對話語權的爭奪日趨激烈。但在當前南海地區海洋話語權爭奪的態勢中,中國明顯處于弱勢地位,從現實看,可以表現為四個方面:(1)在南海問題解決中,中國的主張沒有得到廣泛認可和遵從。中國過去在南海維權的話語體系中,一直強調維共同開發原則,結果反而處處受到掣肘。結果導致現在除東沙群島外,其他幾大群島與周邊國家均有不同程度的爭議。除了西沙群島由中國完全控制,中沙群島存在與菲律賓的黃巖島爭端,南沙群島形式最為混亂,中國只控制了7個,其他國則一共搶占了45個。(2)在南海劃界依據上,中國的法理依據受到質疑。對于南海劃界,中國采取“斷續線”(也稱“九段線”)的歷史和法理依據,但遭到多方質疑。美國國務院發布了研究報告《海洋界限:中國南海海洋主張》,質疑南海“斷續線”的性質。4也有美國學者妄稱,在西沙和南沙的主權歸屬上,越南比中國具有更強的歷史和法理依據。而菲律賓(阿基諾政府)更是單方面就中菲南海爭議提起仲裁,公然挑戰中國主張的劃界依據,盡管最終演變成一場政治鬧劇,但國際上對南海“斷續線”法理依據的質疑聲音始終存在。(3)在制度建設方面,部分周邊國家企圖引入域外力量,將南海問題推向國際化。南海問題本來屬于區域內問題,應以周邊國家的共同對話來解決。然而近年來越南和菲律賓等國,為了降低中國在區域問題的話語地位,積極尋求和美國等域外大國的對話和合作,希望借助于國際力量制約中國的南海權益主張。在這一問題上,鄭永年曾指出:“不論中國是否愿意承認,南海問題正朝著多邊化、國際化的方向發展。”5(4)在國際輿論中,經常出現所謂中國破壞南海穩定的言論。在2012年“黃巖島事件”中,中國對南海維權顯示了強硬的態度,在之后的南海“981鉆井平臺事件”以及中國開展一系列島礁建設行動中,中國表現出了更為積極主動的態度,將維權與維穩結合起來,實現了二者的動態平衡。但是,中國的合法維權行為,卻經常遭到美國、越南、菲律賓等國家的無端指責,稱中國無視國際法,并意圖單方面改變南海地區現狀,破壞南海地區穩定。如美國國防部于2015年8月21日發布《亞太海上安全戰略》報告,炒作中國南海島礁建設活動,渲染中國軍事威脅,呼吁各方停止填海造島。6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中國在南海的話語影響還十分有限。

        南海話語權弱化及其提升問題也引起了理論界的關注。從當前的研究成果看,可以歸納為兩大類:一類是有關南海話語權提升的重要性研究。一些學者從海洋話語權重要性出發,強調了應該重視海洋話語權建設問題,如有學者從功能作用方面指出,海洋話語權“不僅是應對緊張的國際態勢與維護國家海洋權益的必然選擇,同時也是建設海洋強國之路和塑造良好國家形象的可行性選擇”。7另一些學者則強調要提升海洋話語權,他們通過對南海“981鉆井平臺事件”分析指出,“這一事件折射出中國海洋話語權的不足,也表明中國亟需提升和構建海洋事務的話語權”。8另一類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提升南海話語權的問題上,呈現多視角的特征。如有學者認為提高南海國際話語權“需要中國政府、學者、媒體在信息的發布、話題的建構、觀點的論證等方面進行更加深入的協同合作”。9還有學者基于中國外交在維護和確保國家海洋權益方面作用,提出應靈活運用多個外交場合,培訓海洋外交人員,組織國際法學者赴國外鍛煉,加強與他國專家交流,完善海洋規則的方案等建議。10

        綜上所述,理論界對南海話語權提升的相關研究還存在著一定不足:一是專門針對南海話語權的研究還不多,由于南海特定的區位并涉及特殊的歷史、政治問題,其話語權構建和提升需要更有針對性的研究;二是對南海話語權存在弱化問題有一定共識,但對其根源還缺乏系統分析。雖然部分學者指出了中國南海話語傳播能力不足、美國對海洋話語權控制等因素,但仍未形成系統的研究結論;三是在南海話語權提升的研究上,雖然呈現多視角特征,但目前針對南海問題的研究多集中在了政治學、傳播學的視角,從話語主體、傳播平臺、國家外交、海上力量等層面來開展,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海話語權提升的視域和思路。未來應更多跳出南?茨虾,并從其他視角來思考南海話語權提升問題。本文旨在系統分析南海話語權弱化根源的基礎上,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海上絲路”)這一時代背景為視角,對如何提升南海話語權問題提出新的思路和對策。

        二、中國南海話語權弱化的根源

       。ㄒ唬┲袊Q髮嵙Φ南鄬Σ蛔,降低了南海話語的影響力

        話語權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體現,但卻離不開其硬實力,尤其是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支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想將自身的話語觀念上升至世界話語,則必須具備過硬的綜合實力。因為在綜合國力競爭激烈的今天,國家的硬實力就是無形的話語權。美國之所以在海洋領域有強大話語權,能夠左右國際海洋秩序,就在于其背后有強大的海洋經濟實力和海軍力量。中國是一個海洋大國,但還不是海洋強國。雖然2017年我國海洋經濟總量已經增長到7.76萬億元人民幣,但海洋經濟總體上開發利用層次不高,海洋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始終徘徊于9.3%,而海洋經濟發達國家占比一般在20%以上。同時,海洋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存在,傳統海洋產業仍占據主導地位,新興產業基礎薄弱、占比不高,對深海、極地資源的研究和開發能力尚存不足。11這些問題和不足,決定了中國的海洋強國之路還很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在國際社會的海洋話語分量。同時,我國的海軍力量與美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要想擁有全球性的強國地位,海軍雖然不是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12雖然當今世界是一個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但海軍建設依然是一個國家海洋主權維護以及國際海洋實力象征的重要環節。因此,中國海洋實力,尤其是在海洋經濟和海軍實力上的相對不足,直接降低了中國在南海的話語影響力。

       。ǘ┲袊鲝埖膫鹘y南海話語體系,未能很好契合周邊國家現實需要

        國家話語權的實現離不開其對外所持有的一套話語體系,它是該國話語權在國際社會上展現和發揮的載體。從內在看,國家意志、價值觀和國家夢想決定著話語體系的基本面貌。外部看來,則表現為這個國家所設定的重大議題以及參與國際事務討論時持有的一系列方案和語言表達。建國以來,我國在南海的話語體系一直服從于國家整個外交戰略,在奉行和平共處的基本話語理念下,經歷了從“主權宣示、有限自衛”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再向積極宣誓、捍衛主權的發展變化。新時期中國也在極力主張和推動“南海各方行為準則”的達成。雖然我國不同時期的南海話語體系都體現了國家安全和發展的利益需要,也有利于實現南海區域的穩定,但這些話語體系并未很好地與周邊國家的現實需求對接起來。其原因在于:一是南海周邊國家大多是發展中國家,國家經濟現代化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其主要目標,中國傳統的南海話語體系并未給出很好的回應和滿足;二是無論中國提出怎樣的南海方案,都是基于南海問題談南海發展,但作為涉事方,都會被周邊國家潛意識認為是在爭奪南海資源和利益;三是在南海問題國際化的趨勢下,南海問題是一個結構性問題,在現有政治框架和主權觀念下解決非常困難。13因此,中國圍繞著南海主權形成的南海話語體系,即使做出了部分讓步和犧牲,也未能得到周邊國家的廣泛認可。

        (三)中國的南海話語傳播能力較差,制約著南海話語權的提升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國家話語權問題,更多集中在傳播能力方面。中國南海的話語傳播能力,涉及到話語傳播主體、傳播平臺和傳播方式三個最為重要的方面和因素。但我國在這三個方面都還存在一定能力弱項,導致中國南海話語傳播能力還較差。首先,在話語傳播主體方面,我國仍然以官方性質的政府主體為主,國內學者對南海問題的研究關注度和參與性存在明顯不足,海洋領域的社會組織也普遍處于失聲狀態,導致未能形成發揮本國各類話語主體優勢和多主體合作的格局。其次,從話語傳播平臺看,媒體是最主要的傳播平臺,其主要特征是對話語權的建構能力。14我國在向國際社會傳播南海話語的主要媒體平臺是有著濃重官方色彩的新華社和CCTV。盡管這兩家媒體資源豐富、覆蓋面廣、發布的信息權威且時效性強,但因其官方背景,使得外國民眾對我國的南海話語信息存在著一種不信任感。同時,在美國高度控制全球媒體的時代,我國南海話語媒體渠道利用的效果也十分有限。美國實質掌控“全球80%的新聞和75%電視節目的生產和制作”15,“而以華語為載體的信息量僅占全球信息總量的5%左右”。16最后,在話語傳播方式方面,我國主要采取的仍是召開新聞發布會、開展海上軍事演習、組織學術研討會以及領導人出訪等傳統方式,受眾往往集中在相關國家的政府與學界,很難對該國的一般民眾產生影響。同時還缺乏從傳播對象角度出發,用對方喜歡和容易理解的方式達到傳播目的。

        (四)南海周邊國家對中國政治信任度較低,影響其對中國南海話語的支持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南海周邊各國對華的防范與猜測心態有所上揚。同時,我國對海洋利益和南海權益越來越重視,受南海諸多爭議事件影響,被迫提升了南海軍事力量以及島礁的建設能力,這也進一步加劇了周邊國家對中國南海行動的猜測與懷疑。正如有學者分析稱:“東盟認為政治自信、經濟強大的中國既可以是一個好的合作伙伴、穩定因素;也可能成為對外咄咄逼人的強權國家,不僅將清算歷史舊賬,而且在南沙問題上可能采取強硬措施。”17在這種思維的指引下,南海周邊國家普遍對中國采取兩面態度:即在經濟上依靠中國,尋求與中國合作或利用中國-東盟合作的平臺,獲取最多的經濟利益;而在政治上,疏遠和制約中國,表現為以菲律賓和越南等國為代表,積極同域外大國和國際組織進行合作,借此増加自己在南海地區的分量,并試圖制約中國。這些言行直接影響了南海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政治信任,也間接影響了它們對中國南海話語的認可和支持。

       。ㄎ澹┯蛲獯髧脑捳Z干預是中國南海話語權弱化的外部因素

        出于對南海的地緣政治戰略和巨大經濟利益的考量,以及遏制中國快速崛起的意圖,美國以及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域外大國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插手南海事務,其中以美國最具代表性,不僅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加強在太平洋地區的海軍部署,還通過加強與域內國家合作和軍演等活動,加劇南海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緊張關系。如就在菲律賓準備擴建中業島機場之際,美國不僅與菲搞聯合軍演,而且宣布要向菲提供價值約4,0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18同時,西方國家憑借發達的媒體技術,掌握了大量的話語傳播渠道,并主導著國際輿論秩序和走向。他們不斷拋出“中國威脅論”等具有冷戰思維的言論,誣蔑中國為南海穩定的破壞者,指責中國是南海航行自由的妨礙者,在南海地區制造緊張氣氛。如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外交政策》上發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多次提到海上通道安全和南海問題,矛頭直指中國。19這些政客試圖把中國塑造成不遵守國際海洋秩序的霸權國家,極大損壞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也影響了中國的南海的話語地位。“當前,海洋話語權被美國等西方海洋大國壟斷,中國被限制在傳統海洋強國制定的規則牢籠中,只能被動接受。這種對海洋話語的壟斷能力投射到南海地區,便呈現出了美國主導,中國‘挨罵’的局面。”20因此,面對西方主導的話語霸權語境,尤其是面對美國對南海問題的話語介入,要改變我國南海話語弱勢狀況,必須正視和解決域外大國的話語干預和指責。

        三、“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為增強中國南海話語權提供了新視角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組成部分,這是中國新時期對外開放新格局和周邊外交的新框架,更是具有全球視野和格局的重大戰略。從海上絲路的戰略構想內容看,重點是布局通向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兩條海上通道。一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二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21由此可見,海上絲路的兩條線路都必須經過南海。因此,南海是海上絲路的關鍵地理空間節點,成為中國沿海港口通向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要道。當然,中國重視南海主要是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并非要控制世界。正是由于南海在海上絲路倡議實現中的重要地位,理論界更為關注如何更好解決由南海問題造成的諸多障礙,以保障海上絲路倡議的順利推進。反而忽視了海上絲路倡議作為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發展的新機遇,對于進一步提升中國的南海話語權,更好解決南海問題,同樣具有重要戰略性意義。為此,我們要更多從海上絲路倡議的視角去審視和解決中國南海話語權提升的問題。

       。ㄒ唬┖I辖z路倡議有利于提升中國南海話語權的硬實力

        海上絲路是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新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將對中國未來海洋強國建設提供重要支持,成為中國提升國家海洋實力的重要基礎。首先,海上絲路面向的是全球,涉及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以及沿線亞非歐數十個國家,海域廣闊。我國在實施供給側改革、創新驅動發展的同時,通過打造如此廣闊的海上經濟通道,將為我國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打造海上貿易強國打下堅實的基礎。其次,從絲路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來看,相關國家產業類型豐富,優勢產業涵蓋農業、制造業、旅游業、服裝紡織業等各個行業。同時,這些國家大多在交通、電力、通訊、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存在著嚴重不足。如越南“每100平方公里只有鐵路0.8公里;道路建設不完善,國道658座橋梁中有173座橋梁需要重建才能安全通車;道路運輸效率低,運輸車輛平均時速只有35公里”。22本著產能合作和優勢互補原則,中國與它們有廣闊的合作空間。最后,在推動海上絲路建設的過程中,國際海洋合作是主線之一。中國通過與沿線國家在海洋資源開發、海洋科技、港口建設、海上生態保護上的廣泛合作,既有利于擴大中國海洋經濟規模,也有利于解決當前中國海洋產業存在的結構不合理、資源開發壓力大等問題。這些都將直接帶動中國經濟增長,尤其是海洋經濟的發展壯大。當中國海洋經濟實力不斷夯實以后,隨之海軍力量以及海洋話語等軟實力也就有了提升的現實基礎。

        (二)海上絲路倡議有利于創新南海話語體系

        中國需要尋求新型的南海話語體系,海上絲路倡議提供了實現的可能。一是海上絲路倡議并不是針對南海問題提出來的,而是基于更為廣闊的世界經濟背景,很好繞過了南海主權這一傳統南海話語體系的核心關注點,更多從國際區域經濟合作視角來思考中國的南海話語體系,實現了跳出南?茨虾5目赡;二是海上絲路倡議主張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秉承和平、合作、和諧的新型海洋觀,致力于建構新型的海洋伙伴關系,這超越了傳統的海洋同盟體系,有利于創新中國南海話語的理念。這種話語理念更容易得到南海周邊國家的認可和歡迎;三是海上絲路倡議可以更好地帶動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海上絲路倡議是對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關系的現實促進,有助于中國與東盟戰略伙伴關系朝著更加緊密的方向發展,有助于中國與東盟在各方面產生新的合作空間和合作共贏的增長點,也可為亞太地區的區域合作提供有益嘗試。因此,“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將滿足南海周邊國家經濟發展和利益增進現實需要,為中國南海話語能在周邊國家引起共鳴,提供良好的話語切入點和內容。

       。ㄈ┖I辖z路倡議有利于我國南海話語國際傳播力的提升

        我國南海話語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離不開話語傳播主體作用發揮、話語傳播渠道暢通以及話語傳播方式的創新。首先,海上絲路倡議的推進,將會使中國的合作伙伴越來越多,在絲路沿線結成利益和命運共同體。通過與各國的深度合作和文化交流,他們將成為中國南海話語傳播的重要合作伙伴。其次,海上絲路倡議的實施必然需要中國與各合作方,在政府、媒體、理論界、民間等各個層面的廣泛交流,尤其是媒體合作將迎來更為廣闊的發展機遇,這有助于南海話語傳播平臺的豐富以及突破國內媒體作用的局限。中國媒體與其他國家媒體可以利用各種智能化媒體形態,在多平臺、多領域開展形式多樣、具有創新活力的深度合作、內容合作、廣告合作、經貿合作。此外,海上絲路倡議也將推動中國傳統話語傳播方式的變革,如借助于海上絲路倡議,中國的話語傳播主體不僅可以主動出擊,引導議題設置,還可以在與多國的合作中不斷創新傳播方式,如中央電視臺、中國國際電視總公司發起的“絲路電視國際合作共同體”,通過衛星傳輸技術,以及與目的地媒體合作運營的方式,利用對方的語言和表達方式,真正在世界各地傳播中國聲音。這樣的傳播方式有利于我國南海話語向國際社會傳播,也容易直達對方國家民眾的內心。

       。ㄋ模┖I辖z路倡議有利于提高南海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政治信任

        海上絲路倡議實施首要經過的區域就是南海地區,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通過經濟、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交流與合作,一方面可以讓各國人民更深刻了解中國的國家意志和價值觀,增進周邊國家對我國文化基礎和價值觀的認同。另一方面,中國體現了一種歡迎沿線各國搭乘中國經濟發展快車,走向共同繁榮的和平道路的發展理念和大國責任。如曾與中國有著激烈島嶼沖突的菲律賓,道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嚴重不足,貧富差距懸殊,就業率低下、窮困人口缺乏獲得感。23為了扭轉這種狀況,杜特爾特政府視中國為不可或缺的經濟合作伙伴,希望中國更多地向菲投資,幫助其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提升經濟發展水平。為此,杜特爾特政府積極加強與中國的合作,杜特爾特總統也在多個場合與習主席進行溝通,這些都會增加周邊國家與中國的政治互信。更為重要的是,海上絲路倡議與南海周邊國家的戰略發展有諸多話語共同點。2015年底,東盟推出了《東盟共同體2025年愿景》《2025年東盟政治-安全共同體藍圖》《2025年東盟經濟共同體藍圖》和《2025年東盟社會-文化共同體藍圖》等發展規劃。從其合作理念、目標和內容看,這些藍圖與海上絲路倡議有許多契合點。這樣,依托海上絲路倡議的南海話語體系也更容易在南海周邊國家得到政治認可和信任。

       。ㄎ澹┖I辖z路倡議有助于消除國際社會對中國南海行動的誤解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不斷壯大以及國外媒體的負面輿論誤導,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質疑聲音不斷,而很多年來,中國卻長期沉浸在自己構造的“和平崛起”的話語中,造成當前在南海地區國際輿論一邊倒的情況。海上絲路倡議的提出有助于改變這種局面,消除國際社會誤解。首先,雖然這一倡議由中國率先提出,但完成這項工程并非一國之舉,需要與其他合作伙伴共同參與和努力。對此,中國歡迎沿海國家參加,而且不限于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世界各國、地區組織、經濟集團均可參與,只要愿意同中國合作的都會受到歡迎。其次,海上絲路倡議也可以更好解釋我國南海行動正當性。例如,近年來關于南海島礁的開發問題,盡管中國運用多種方式向國際社會闡釋中國南海島礁建設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但并沒有完全消除國際社會,特別是南海沿岸國家對中國的指責和疑懼。24在海上絲路倡議下,我們可以賦予島礁建設的新功能,如將島礁定義為海上絲路的綜合服務保障基地、南海開放的先導區、精品旅游區、交流合作平臺等。這些都是海上絲路倡議推進的必備基礎設施和公共平臺,也是中國當前經濟和技術條件可以提供的對象所在。所以,在海上絲路倡議推進的背景下,中國在南海島礁建設等問題上,向國際社會增信釋疑就有了現實可能性和充分依據。

        四、關于中國南海話語權提升的建議

        海上絲路倡議為中國提升南海話語權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更為廣闊的平臺。這需要我們緊緊抓住海上絲路建設這一歷史機遇,夯實中國南海話語權的基礎,并重新謀劃中國南海話語權的構建和提升問題。

       。ㄒ唬┙柚趯ν忾_放新格局,不斷提升我國在南海區域的海洋實力

        海上絲路倡議為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格局,尋求經濟新的增長點提供了廣闊平臺。一是以海上絲路倡議的精神創新對外開放新格局,即落實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精神,推動與沿線國家在投資、金融、基建、科技、安全、救災等領域的全方位、多層次合作。在合作中打造中國經濟發展新空間和提高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二是依托海上絲路倡議,促進南海區域合作平臺上新臺階。未來,需要中國與南海周邊國家一道,積極謀劃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升級打造,并進一步加快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的進程;三是在海上絲路倡議實施中,加快推進與周邊國家的海洋產業合作。這需要積極鼓勵我國沿海地區和涉海企業在海洋漁業、海洋油氣業、海洋工程裝備制造業、海洋工程建筑業、海洋旅游業等領域,尋求在周邊國家的產業合作機會。同時,也需要提供深化海洋產業合作的基礎設施,構建海洋產業合作與磋商機制,提供海洋產業合作的保障條件。隨著我國在南海區域海洋經濟實力的增強,還要注重南海軍事力量的發展。25不斷提高海軍的現代化作戰能力,一方面可為海上絲路建設提供更為安全的保障,另一方面將更好地向世界展示我國的海洋實力。

        (二)以南海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為核心,形成新型的南海話語體系

        海上絲路倡議對于南海區域而言,就是在多年營建的中國-東盟伙伴關系基礎上,再通過深化經貿合作,打造南海區域經濟一體化。隨著中國倡議的亞太自貿區的逐步成型以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的不斷展開,中國與整個東盟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將會通過PCEP而進一步強化,這不僅將會對東亞地區的軍備競賽有所遏制,而且還有利于南海安全局勢的穩定。26因而,在海上絲路倡議下,應積極圍繞著南海區域經濟一體化,構建新型的南海話語體系。一是倡導南海命運共同體概念,凝聚南海周邊國家的話語共識。南海命運共同體蘊含著南海區域追求和平、發展、公平、正義的價值體系和人海和諧的目標指向,有利于為南海區域結成利益共同體、打造區域經濟一體化、提高相互依存度提供話語共識。二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為引領,形成南海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話語內容。未來中國的南海話語內容,可以多圍繞著如何共同推進南海地區穩定和經濟發展,如何實現合作各方利益共贏等方面展開,不斷提高中國的南海議題設置能力。27三是以區域經濟合作為背景,創新解決南海問題的新方案。中國應從推動南海經濟一體化出發,提出雙邊、多邊協商解決的思路,創新南海問題的解決方案。

        (三)以推進合作交流為契機,大力提升南海話語的傳播力

        針對當前我國海洋話語傳播力不足問題,在海上絲路倡議推進中,應重點做好這樣幾方面工作。一是豐富南海話語傳播主體。一方面進一步擴大海上絲路的范圍,讓更多的國家和國際組織成為絲路沿線上的中國伙伴,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于朋友圈的力量把中國的南海話語和主張傳播更好、更遠。另一方面,擺脫單純依靠主權國家這一話語傳播主體的束縛,充分發揮各類國際組織、民間團體乃至個體群眾對中國南海話語理念和內容的傳播作用,不斷豐富相關話語主體;二是充分利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博覽會、中國-東盟博覽會等各種國際對話平臺,闡述中國南海話語體系的內涵,宣傳南海區域合作建設進展與成效,促使國際社會對南海問題的關注點變為各國務實合作的探討。同時,構建政府、民間、媒體多層次交流合作平臺,尤其是鼓勵中國新聞媒體走出國門與南海周邊媒體開展合作,向相關國家更好地傳播中國的南海話語;三是不斷創新話語傳播手段和方式,在把握南海周邊國家人們思維特征的基礎上,努力探尋為他們所易于接受的話語方式來闡述具有中國特色的南海話語內容和方案。

       。ㄋ模┡ο虾V苓厙业念檻],打造政治信任新格局

        為了消除南海周邊國家的顧慮,進一步提升它們對中國的政治信任,以下三項工作需要重視:一是將海上絲路倡議與南海周邊國家發展戰略緊密對接。在東盟層面更好對接東盟發展戰略和藍圖。做好海上絲路倡議與東盟發展戰略,尤其是一系列東盟共同體發展藍圖的對接,有助于東盟各國更加認可海上絲路倡議。另一方面,是對接好南海周邊國家的發展戰略,如越南的“兩廊一圈”建設、老撾的“陸鎖國”向“陸聯國”轉變、柬埔寨的“四角戰略”、印尼的“全球海洋支點”戰略、馬來西亞的經濟轉型計劃等。讓他們看到參與海上絲路倡議就是在實現自身國家的發展戰略,奠定政治互信基礎;二是真正落實中國政府對和平理念和合作項目的許諾。主要通過繼續加強與南海周邊國家的高層互訪和對話磋商,增進政治互信和深化合作共識,并落實好中國承諾的建設投資和項目,以一系列重要早期收獲和相繼落地的重大項目打消沿線各國的疑慮;三是通過人文領域的交流對話,消除彼此之間的錯誤認知,創造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中國與周邊國家應圍繞文化產業、文化旅游、文化交流、國際教育等多個人文領域,實現交流合作,如互派留學生、開展學術交流等,同時舉辦各種豐富多彩的活動,使周邊國家民眾更好認識和了解中國,為提高政治信任提供文化和心理基礎。

       。ㄎ澹┮愿鼮殚_放的視野回應國際社會的話語影響和質疑

        隨著,海上絲路倡議的實施,中國將進一步走向國際社會。這有助于中國站在更廣闊的舞臺向世界表達自身的話語思想和內容。一方面,以海上絲路倡議實施為契機,在更廣闊的國際關系領域,妥善維護我國的南海權益,對于他國損害我國海洋權益的行為堅決予以回擊,有效應對西方國家對我國海洋問題的話語介入,同時對我國在南海的島礁建設等活動,給予更為充分和合理的說明。另一方面,以海上絲路倡議為平臺,加強同美國、日本、俄羅斯、歐洲等海洋強國的合作,進而通過大國互動,更好爭取它們對中國南海話語的支持。如進一步推進中美在海洋領域的實質性合作,推動發展新型海洋產業和技術,共同參與“海運、航行及海事安全”“海洋環境”等涉海國際公約、規則的制定和修訂工作等。在其中積極發揮與自身相當的責任和作用,表達合法的海洋權益主張和建設性意見。海上絲路倡議擴大了中國的開放視野,可以在更廣闊的國際關系領域,借助于國際力量推動南海問題有效解決和實現南海地區的穩定發展。

        注釋

        1[1]岳文典:《淺析南海問題的性質轉向與戰略應對》,載《和平與發展》2012年第6期,第41頁。
        2[2]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現代漢語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57頁。
        3[3]Michel Foucault,“Orders of Discourse,”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Vol.10,Issue7,1971,pp.7-30.
        4[1]U.S.Department of Defense,“Limits in the Sea: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2014-11-5.
        5[2]鄭永年:“南海局勢升溫,中國如何找回輸掉的話語權”,和訊網,http://opinion.hexun.com.forest.naihes.cn/2015-10-30/180230623,gtml。
        6[3]U.S.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Achieving U.S.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2015-8-21.
        7[1]王琪、季林林:《海洋話語權的功能作用、內容表征與建構路徑》,載《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第16頁。
        8[2]孫凱、吳昊:《關于構建中國海洋話語權的思考--以南海“981鉆井平臺事件”為例》,載《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第23頁。
        9[3]邵先成:《中國南海維權行動中的國際話語權研究》,載《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6年第3期,第18頁。
        10[4]金永明:《海洋強國建設中的外交創新及話語權問題》,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8年第2期,第95-102頁。
        11[1]傅夢孜、陳子楠:《發展藍色經濟助力海洋強國建設》,載《光明日報》2019年3月18日。
        12[2]劉新華、秦儀:《現代海權與國家海洋戰略》,載《社會科學》2004年第3期,第73頁。
        13[1]鞏建華:《南海問題的產生原因、現實狀況和內在特點》,載《理論與改革》2010年第2期,第144-147頁。
        14[1]Brand,Alexander,“Contested Media Power Media in North-South Relations through the Prism of Discursive Constructivism,”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l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Town&County Resort and Convention Center,San Diego,California,USA,March 22,2006.http://www.allacademic.com.forest.naihes.cn/meta/100583_index.html.
        15[2]Ibid.
        16[3]江涌:《中國要說話,世界在傾聽--關于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的思考》,載《紅旗文稿》2010年第5期,第4頁。
        17[1]樓耀亮:《地緣政治與中國國防戰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9頁。
        18[2]“面對中國壓力,美國與菲律賓擴大軍事同盟”,《紐約時報》網站,http://cn.nytimes.com.forest.naihes.cn/asia-pacific/20160413/c13philippines。
        19[3]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Oct 11,2011.
        20[1]張爾升、裴廣一、陳羽逸、李雪晶:《海洋話語弱勢與中國海詳強國戰略》,載《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4年第2期,第134-146頁。
        21[2]“央視發布權威‘一帶一路’版圖”,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forest.naihes.cn/Neighbors/2015_04_13_315767_s.shtml。
        22[1]陽陽:《海絲合作下的越南交通基建需求與輿論態度》,載《南海學刊》2016年第2期,第35頁。
        23[1]Asian Development Bank,Philippines:Economy,accessed May 22,2016,http://www.adb.org.forest.naihes.cn/countries/philippines/economy.Marlen Ronquillo.
        24[1]“The Philippines-China Arbitration Decision:Reactions from the MAP International Expert Panel,Maritime Awareness Project,”July 2016,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NBR)and 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USA(SPFUSA),pp.5,6.
        25[1]孫凱、吳昊:《關于構建中國海洋話語權的思考--以南海“981鉆井平臺事件”為例》,載《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第26頁。
        26[2]孫健中、徐亮:《主權爭端下的南海安全局勢及其走向》,載《和平與發展》2014年第6期,第51-64頁。
        27[3]“中國與東盟南海磋商獲進展或建立新熱線”,參考消息網,http://china.cankaoxiaoxi.com.forest.naihes.cn/2014/1031/547878.shtml。

      作者單位:廣東海洋大學管理學院
      原文出處:張玉強.“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下中國南海話語權的提升[J].和平與發展,2019(06):70-86+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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